9月，文少卿去了趟遵义。
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在遵义，文少卿爬了红花岗，又爬了老鸦山，这都是当年红军战斗最惨烈的地方。老一辈人说，当年血水就顺着山沟流下来。爬到老鸦山顶，迎面就是阵地遗迹，青石上全是弹孔，文少卿瞬间就明白了什么是枪林弹雨：机枪的子弹打在石头上，就像水泼在上面一样。
文少卿是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副教授。2015年起，他带领团队用分子考古手段替烈士寻亲。通过遗骨鉴定，无名的烈士变成了有名字的人。十余年来，团队已经累计完成了1600余名无名烈士遗骸的DNA分析。站在老鸦山顶的那些弹孔前，文少卿想明白了一件事：把烈士的名字“点亮”的固然是技术，但让更多人记住他们，靠的则是讲述。这是他走出迷茫之后，自己找到的答案。
文少卿工作照，受访者供图。
一枚攥在手心的玉兔
对文少卿的采访约在复旦大学环境楼。在复旦大学的校园里，这是一幢不太起眼的小楼。文少卿把自己的办公室腾出来给学生用，自己则和团队其他成员一起挤在另一间办公室里。
站在走廊上，文少卿指着眼前的一排房间，如数家珍：“这间做沉积物DNA，那间做动植物DNA，前面那间是法医考古，有关烈士的工作都在走廊尽头那间。”
不过，很多房间的密码文少卿都记不住。站在存放样本的房间门口，他试了好一阵，才终于成功打开门。进了房间后，每份样本存放的位置文少卿却又都记得清清楚楚。至于哪一年做了什么研究、结论是什么，他更是张口就来，分毫不差——长江口二号沉船的双耳瓶沉积物里提取出竹子和稻壳的DNA，指向江西，推断出末次航行在夏秋季；石峁时期狗的粪便中检测出了粟、黍等农作物以及牛、羊、鹿等动物性食物的DNA，食谱和石峁贵族的生活方式得以匹配。
文少卿本科学的是生物学，硕士在基础医学院做群体遗传学研究，博士进入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做生物人类学研究，虽然学科有所不同，但研究的方向一直与DNA相关。比如，他的博士论文是对新石器时代以来东亚人群的基因组的研究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文少卿的研究对象是6000年前的山东人、4000年前的宁夏人，回答的是诸如“中国人从哪来”“民族交融怎么发生”之类的问题。
2015年，还在读博的文少卿在朋友圈里看到一条消息：首批中国远征军将士DNA提取困难，委托机构建议送到英美去检测。文少卿坐不住了：中国自己的英烈，为什么不能中国人自己完成DNA鉴定？
于是，文少卿主动请缨，承接了这一任务。
文少卿在工作中，受访者供图。
传统法医采用的检测方法对样本DNA片段长度要求很高，可这些烈士样本仅60到80bp（碱基对）。为此，团队优化方法，经过三个多月将缅甸密支那27具远征军遗骸的DNA全部提取成功，推测这批烈士生前大多来自云贵川。后来，文少卿团队又陆续完成了山西吕梁方山县南村49位无名烈士、遵义红军烈士陵园青松堂16位无名烈士的遗骸采样与鉴定工作等。
“技术上是成功的，但大部分烈士并没有人来寻亲。”文少卿说，大多数烈士牺牲时比较年轻，直系亲属并不多，旁系亲属并不知晓这段历史，由于没有后人，家族记忆没了。更极端的情况是抗战时日本侵略者的“三光”政策，有时一个村子都无人幸存。
起初，文少卿也有过迷茫。做烈士DNA鉴定，满足的是家属的慰藉和烈士临终的诉求，这当然有意义，但意义仅仅如此吗？如果一具遗骸鉴定出来了，却永远等不到亲人，这件事到底改变了什么？
外部的质疑也在那个阶段集中涌来。文少卿申报科研人才项目，有评审说他没有科研潜力，只擅长“包装”，与媒体接触过多。文少卿承认这件事让他受了“很大的刺激”，以至于把申报材料里涉及烈士项目的部分全部删掉了。他甚至一度不太愿意多讲烈士DNA鉴定的事，怕又被当成“包装”的证据。
“我们就希望自己的初心简单一点。”文少卿说。
文少卿曾反复表示，只希望问心无愧地把手里每一个烈士样本做到极致，而不追求成功寻亲的数量。这句话的背后，其实是大量“成了一例却没人来认”的空白。数年来，文少卿团队对1600多位无名烈士遗骸的DNA分析中，最终寻到亲属的只有不到30例。
“玉兔烈士”目前的亲属比对，就是“无限接近”的一个案例。2026年夏天，安徽凤台县板张集烈士陵园因为地质沉降风险需要迁移。受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委托，文少卿团队负责烈士墓地的抢救性发掘。在陵园，他们打开了第一个墓坑，在其中一位烈士的肋骨和指骨旁边有一枚玉兔，据推测烈士牺牲时，右手攥着它。公安数据库里找到了9家疑似亲属，DNA比对指向淮南市潘集区王姓家族，结果还没出来，文少卿能做的只有等待。但每一次等待的过程，同样是寻找意义的过程。
烈士寻亲的意义
“明清以后不算考古，烈士鉴定不算考古工作，是游离于考古之外的。”“青山埋忠骨，他们的故事就该在青山结束了，何必再做烈士遗骨鉴定这件事。”——在从事用分子考古手段替烈士寻亲的这么多年里，这些论调，文少卿已经听到过无数次。
但是文少卿也慢慢想明白了一些事情：他做的是文理交叉的工作，考古最终面向的是大众。“如果做的是应用型研究，可以不与外界过多接触；但考古不是。考古的终点不是发表论文，而是要让更多老百姓知道。如果我们这些从业者不去讲，那谁来讲？”文少卿反问。
于是，文少卿逐渐不再因为“与媒体接触过多”的评价而刻意收缩自己的边界——不是因为他不在乎，而是他想明白了：走向台前并非所谓“包装”，而是身为考古工作者向公众进行科普的职责。
更明晰的转折发生在2023年。彼时，文少卿团队受托发掘鉴定山西吕梁南村49具烈士遗骸，这些烈士平均年龄20.5岁，最小的不到14岁。在一具20岁的烈士遗骸身上，骨骺线未闭合，却出现了退行性关节疾病的痕迹，截肢的锯痕清晰可见。团队内部甚至为是否应该使用“退行性关节疾病”这个词产生了争论，因为这在医学上违背常识。“但最后还是坚持用了，因为事实就是如此。”
2025年10月20日，“愿以此身长报国——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专题展”在中共一大纪念馆隆重开幕。孟雨涵 摄
后来，文少卿受邀在政协礼堂作报告。讲到这些细节，他的声音哽咽了。他说从业这么多年，做了上万份样本，从来没有见过退行性关节疾病出现在这么年轻的人身上。
更重要的是崔海治烈士。崔海治侄孙崔玉岐寻亲成功后，崔海治当时的指导员李中林之子李小兵主动联系，拿出了父亲的日记本。日记里记着崔海治的临终遗言：希望老百姓给他立一块碑，上面有他的名字。文少卿看到这里，觉得这些人非常朴素，对组织没有什么要求，无非是希望雁过留痕，让这一生留下些痕迹。这不是一个人的想法，是一群人的想法。
文少卿觉得，寻亲成功固然是慰藉，但即使寻亲不成，把这些人的故事讲出去，本身就有意义。名字点不亮，不等于这个人不存在过，让更多人知道这群人曾经以这样的方式活过、战斗过，也是一种“点亮”。
也是在这时，文少卿重新想起“玉兔烈士”遗骸的细节：身高约164厘米，年龄24至27岁，国字脸，脊椎有劳损性骨折，生前可能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。他牺牲于1948年10月解放凤台县城的战斗，过完中秋后不久，就牺牲了。
玉器专家告诉文少卿，玉兔在中国玉文化里象征“团圆”。文少卿思考了很久，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况下，一个年轻的战士在牺牲时会把玉兔攥在手心里？文少卿的判断是，弥留之际手里握着它，至少说明这位烈士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心里是有一个人的。
烈士手中的玉兔，来源央视新闻。
“不管别人怎么评论我们现在的工作，对于我来说，这份工作是自洽的。”文少卿说，“玉兔烈士”目前的9家疑似亲属比对，哪怕最后一家都对不上，这个年轻人攥着玉兔牺牲的故事，也已经被他讲了出去。
自洽之后，文少卿反而更敢讲。他讲过一个抗美援朝小战士的故事，遗物里有一个日记本，里面记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，记着他平时会去教朝鲜的小朋友写字，明天有一场战斗，他并不害怕。战友牺牲了很多，但他身上那种无畏的精神，让人觉得那些灵魂在发光。“除了用信仰来解释，很难解释他们的行为为何如此坚定。看到了这些，你难道没有分享欲吗？”文少卿说。
这种分享欲最终落在了具体的行动上，而讲述，需要走到现场。
从鉴定者变为讲述者
爬老鸦山跟实验室里的研究没有直接关系，但文少卿觉得，如果没有体验的话，讲故事“还是从数据到数据，远远还是不够立体”。有一次，文少卿参加答辩，有人问他，党史军史的材料已经足够丰富了，战士吃小米、黑豆，人尽皆知，你做这些还有什么意义？
“你所知道的只是群体的历史，我现在想知道的是每一个具体的‘人’的故事。”文少卿回答。
暑假，有学生来复旦科技考古研究院实习。文少卿安排他们去烈士墓地：“刚开始，他们可能觉得有点遗憾。本来是想做考古的，想看看我们那些老祖宗的文物，结果变成了研究近现代。但是做着做着，学生们也跟烈士之间产生情感了。”实习结束，一个学生给文少卿发来了一段很长的微信，表示自己终于明白了他的良苦用心。
“对每个中国人来说，这都是一场精神洗礼。”文少卿说。
如今，文少卿从鉴定者慢慢变为讲述者。他在学校、部队讲述烈士故事，频率大概一周一次。在部队，战士们代入感更强，文少卿还没讲几句，底下战士们的眼泪就缓缓流下来。去中小学讲，年轻的孩子们问：“他们不害怕吗？当时没想到逃跑？”文少卿便向孩子们讲起了烈士身上的那些弹孔：所有弹孔都是正面穿透的，说明他们是朝着子弹冲锋；弹孔有老伤有新伤，说明中弹后与死神擦肩而过，伤还没好又上了战场，最后才牺牲。人都会怕死，但怕死还敢于走上战场，背后的动力非常简单，就是保家卫国。
2025年10月20日，“愿以此身长报国——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专题展”在中共一大纪念馆隆重开幕。孟雨涵 摄
“我一周讲一次是可以的，但是你要讲两三次，可能对我的情绪不太好。”他承认，这些故事本质上是伤感的。“就算寻亲成功，虽然替家属高兴，但是你看到这位烈士就像一支蜡烛，慢慢地燃烧自己到最后熄灭，还是会伤感。”
文少卿办公室的墙上和柜子上，有不少东西是烈士家属送的，有纪念章、沙画，还有题字。他说自己不太会主动跟人打交道，但这些礼物他都仔细留着。办公室里还养着不少鱼，在透明鱼缸中轻快地摆尾。“因为我们常常研究死去的人和过去的事，所以养些活物增添一点生机。”文少卿说这话时语气平常，像是在解释一个很简单的道理。
文少卿希望自己还能做得更多一些。2024年秋季，文少卿联合复旦大学计算与智能创新学院开了一门“AI考古”课，11人选修，明年春季面向本科生开放。课上讲的东西，实验室里已经在做。文少卿团队训练了三个考古大模型，包括问答类、综述类和报告生成类。“AI会深刻地嵌入整个考古学生态。”他说。这跟他做烈士鉴定是同一套逻辑：用技术把历史碎片拼凑起来，变成可感可知的故事。
文少卿仍然常常想起那个手里攥着一枚象征团圆的玉兔的年轻烈士，文少卿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不知道他最后在想谁。他能做的，是把这枚玉兔的故事讲出去。就像遵义老鸦山上那些弹孔，密密麻麻。它们不说话，但有人替它们说话。
长宏网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