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2年前的那个深秋，一支衣衫褴褛的队伍从于都河出发，当时没有人知道他们将走多远。
湘江之水，浸透着长征中最惨烈的一段记忆。1934年底，中央红军在广西全州、兴安一带被数倍于己的敌军围追堵截，以疲惫之师血战数日，江水被鲜血染红，出发时的8.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。
绝境是什么？不仅是地理上的天险和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，更是内部“左”倾错误路线带来的致命危害。三重绞索勒紧咽喉，但这支队伍没有散。从血战湘江到突破乌江，从四渡赤水到巧渡金沙江，从强渡大渡河到飞夺泸定桥，从激战腊子口到鏖战包座，从乌蒙回旋到吴起镇大捷……他们翻越40多座高山险峰，跨过上百条河流，平均每3天就发生一次战斗。支撑他们走下去的，是一种始终没有改变的信念，也就是后人口中的长征精神。
那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，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，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；是为了救国救民，不怕任何艰难险阻，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；是坚持独立自主、实事求是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；是顾全大局、严守纪律、紧密团结的精神；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，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、患难与共、艰苦奋斗的精神。
遵义会议之所以成为转折点，也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承认错误、敢于回到实事求是上来。长征的胜利，首先是思想路线的胜利。
90年后的今天，我们不再需要翻雪山、过草地，困难换了面孔，但考验从未消失。当下的中国，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，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，经济发展中老问题、新挑战仍然不少。外部环境同样不轻松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受冲击，技术竞争日趋激烈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，各种不稳定性、不确定性上升。这些，都是一个大国在复兴道路上必然经历的沟坎。
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，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，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。90年前的长征，是在存亡之际寻找一条活路；今天的长征，是在百年变局中开辟一条新路。形式不同，本质相通：都是在“没有现成答案”的地方，走出一条别人没走过的路来。
上海尤其如此。这座城市被赋予的使命，从来不是跟随，而是探路攻坚。面向“十五五”，上海必须聚力加快“五个中心”建设，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，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与金融、贸易、航运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；必须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，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“2+3+6+6”现代化产业体系，推动三大先导产业向万亿元级迈进。
其中最需要“从0到1”的勇气的，仍是基础研究这片“无人区”。为此，上海在全国率先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，以选题为基础的选人机制长周期支持高风险、高价值研究，财政科技支出连年加码。投入本身不是答案，真正需要回答的是：在前人未曾涉足的领域里，我们能不能率先找到方向？
探路不止于科技与产业，还在更深层的制度破冰和更有温度的城市治理之中。浦东引领区、临港新片区、虹桥国际开放枢纽、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等重点区域，正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，开展更多首创性、集成式改革探索，每一步突破都触及既有格局的重新调整。与此同时，我们还要深刻践行人民城市理念，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、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，建设创新、宜居、美丽、韧性、文明、智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，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。
所以，90年后，我们为何还需要长征精神？不仅是为了铭记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，更是因为历史曾反复证明一个道理：真正艰难的事情，从来不会因为时代进步就自动变得容易，每一代人的长征，都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，直面自己的“娄山关”和“腊子口”。区别在于，有人选择绕行，有人坚定翻越。
回望长征路，先辈们给我们留下的珍贵遗产，不只是胜利本身，更是那种在看不到终点的时候，依然选择向前走的坚韧和勇气。今天的你我、今天的上海、今天的中国面临的许多难题，也许短期内不会有轻松的答案，但只要方向正确，哪怕走得再艰难，也终究会抵达更好的未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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